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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債問題討論區財政收入壓力抵消減稅動力 營改增收尾之年難收官



財政收入壓力抵消減稅動力 營改增：收尾之年難收官

本報記者 張智 北京報道

原計劃年內全面鋪開的“營改增”或將推遲完成計劃。

“現在已經10月瞭，原本應該全面推開的營改增還隻是部分試點，今年內很難完成收官的目標。”在10月24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成立15周年論壇上，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告訴《華夏時報》記者。

事實上，8月27日，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報告下一步財政工作安排時，措辭就產生瞭微妙的變化，此前的“力爭全面完成營改增”變成瞭“適時將建築業、房地產業、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納入營改增試點”。

10月23日，財政部稅政司司長王建凡再次表示，營改增剩下的還有四大行業，這些方案經過一定的決策程序之後將會推出。

“難啃的都是硬骨頭。”樓繼偉這樣感慨。

分析人士認為，原定今年收官的“營改增”，可能要推遲至明年甚至更遠。

地方的算盤

按此前國務院公佈的改革計劃，今年年末，“營改增”將全面推開，正式迎來收官之戰。

然而，從2012年1月1日，上海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正式開展“營改增”試點工作以來，到兩年以後的2014年1月1日，鐵路運輸和郵政服務業才全面進入“營改增”試點。2014年6月1日，電信業也納入瞭“營改增”試點范圍，但此後的1年半，建築業、房地產業、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四大行業始終沒有新進展。

數據顯示，這四大行業涉及到納稅人的戶數是已試點行業的兩倍，年營業稅稅額達到1.6萬億，是營業稅收入來源的大頭。

財政部稅政司曾表示，剩下四個行業戶數眾多、業務形態豐富、利益調整復雜，尤其是房地產業和金融業的增值稅制度設計是國際難題。營改增的改革方案設計需十分慎重，既要統籌增值稅中性原則與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，又要兼顧稅制的統一性與各行業的特殊性，還要處理營改增的減稅與財政的可持續發展。

目前剩下的四大行業，想要在短期內完成營改增任務確實都有不小的難度。比如房地產行業，由於經營過程過於復雜，如果不改變現有的征稅辦法，將很難推進房地產的營改增工作。此外，如金融行業，由於業態太多，業務太復雜，單單是處理各種各樣的票據就將是一項巨大工程。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認為，年底想完成營改增根本不切實際。

但最棘手的，實際上是政府自身的動力有所下降。營改增是一個減稅措施，當前財政收入增長乏力，對財政收入會造成沖擊。

國傢稅務總局[微博]原副局長許善達曾表示，全面營改增的減稅額度有望達到9000億元。就是說，政府每年會失去相當於全國消費稅總額的稅收。在目前的分稅制體制下，營業稅是地方稅的第一大稅種，占瞭全部地方稅的近半壁江山，幾乎可以說是地方主要的收入來源。改成增值稅以後，變成中央地方共享稅，中央分享75%，地方分享25%，即使稅收收入總量不變，地方政府收入也會減少75%，何況總量減少瞭近萬億。

事實上，營業稅占地方稅收的比重逐年提高，其中建築業、房地產業和金融業三行業營業稅占比最高。如果上述三大行業實行“營改增”後，將導致地稅收入大幅度下降，提高地稅收入占地方GDP和地方財政收入比重的目標將難以實現，主體稅種的營業稅將出現徹底被架空的尷尬局面。

此外，在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，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大不如前的前提下，1-9月財政累計收入同比增長7.6%，距離全年增長9%尚有一定距離，而相反地，財政支出一直在加大，財政層面的“入不敷出”也在資金方面阻礙瞭營改增的順利推行。稅收跟不上來，地方對帶來減稅的營改增積極性銳減。

業內人士認為，這就是政府對“營改增”的進度和規劃突然改口的根本原因。顯然，在保穩定、保增長這樣更為迫切因而更具優先性的問題面前，營業稅的改革顯然隻能靠後瞭。如果經濟形勢不能根本好轉，那麼，明年是否能夠完成試點仍然大有疑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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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高培勇眼裡，營改增就像潘多拉的盒子，一旦被打開，完全可能引發一場重大的財稅體制以及經濟社會體制改革。

按照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的解讀，營改增看似僅涉兩個稅種，即增值稅擴大范圍和營業稅退出，實際上卻牽動瞭整個財稅體制，牽扯到中央和地方稅收分成、地方新增稅種的開辟，以及機構和人員的變動。與之相對應，“財權與事權相匹配”或“財力與事權相匹配”的分稅制原則，有瞭重新審視其佈局的必要，以國地稅分設為特點的現行稅收征管格局、中央和地方財稅和行政關系則都將面臨調整和改革。

財稅體制改革包括預算、稅制、信用貸款銀行利率怎麼貸款比較會過件央地關系的調整三個內容。按照官方表述，稅制改革取得“重要進展”；以新預算法正式實施為標志，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“實質性進展”；圍繞央地財政關系調整，財政體制改革研究取得“階段性成果”。

“不光進展處於研究層面，即便是研究層面，它取得的也是階段性成果。”高培勇表示。

其中最困難的問題，就是事權與財政收入的不匹配。目前，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各占一半，但地方財政支出占瞭85%左右，差額部分通過中央轉移支付來彌補，這客觀上會不同程度地幹預地方的事權。

央地財權、事權分配不均還導致瞭地方政府形象下降，地方政府為瞭完成需要承擔的事權，不得不增加財政外收支，這不僅加重企業、社會負擔，還可能導致腐敗滋生。“中央千根線，地方一根針，地方的壓力確實很大。”江西省財政廳調研員鄧珺表示。

“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對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執行偏差，那時候的分稅制講的是財權與事權的相匹配，現在的分稅制是事權與財力相匹配。一字之差，謬以千裡。原來的地方稅要建立一套體系，現在是越來越多的地方稅，包括第一大稅種要改為中央地方共享稅。原來是分級預算，分級預算就是分級財政，分級財政就是分級管理，是兩個不同經濟單位，而現在這種關系已經有點混淆。分稅制是三分，先分事，再分稅，再分管。所以營改增的推動，看起來要讓中央地方之間達成共識，從而推出央地之間財政關系調整的實施方案，實際上是應該先理順央地關系之間的財政關系，才能真正意義上在全國范圍內推開營改增。”高培勇表示。

但央地事權調整很復雜，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：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體穩定的前提下，怎樣裁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劃分；各地區之間如何保證財政能力的均等化。“這不僅僅涉及到政府行政機關事權調整，還涉及到一些國傢職能的調整；不僅僅是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要調整，省以下各級政府的關系也可能需要調整。要從國傢治理的有效性出發，在事權劃分依據和標準上達成共識；沒有共識，就事論事去劃分，會陷入‘討價還價’的紛爭。”劉尚希表示。

新聞來源http://finance.sina.com.cn/china/20151028/233523610447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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